香港科大研发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纸

而一旦这些国有企业沦为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私有企业，不但公众的成果分享权将彻底丧失，而且怕是连监督权也很难保证和有效。

因武装斗争每年死亡上千人。中华民族偏爱犯错误这个特点已经相当丰富，已经足够用了。

贫困人口比例从65%(1990)降低到16%(2008)。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二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为价值学理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为人们研究价值学理论两个重要的启示：1、劳动产品必须要交换，也只有交换才能成为商品，产生剩余价值，只也是茅于轼老师常常说的财富是交换出来的，而不是劳动出来的观点。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地中海东岸住着许多腓尼基人，他们以善于航海闻名于世。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

要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代表着财富创造。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三是线上，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也应改革。

第二点不足是，煤企业的人工成本不到位，本来给矿工开支应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压低了矿工的收入。而政府的收入比重扩大，很重要是与这些年政府三公消费规模过大，总量过大有关。不是说，国有资本不能进房地产行业，我是说，那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背离自己当初国家给的产业定位，突破了自己原来主营的范围，一窝蜂的进入商业房地产，这合适吗？主持人：国有企业可以做保障性住房。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一律实行国民待遇，谁在竞争中站得住脚就留谁，让市场选择，但是有一条前提，可得真正公平竞争。

进入 常修泽 的专栏 进入 周天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市场化改革 。必须尽快公开政府官员收入的状况及其家里财产的状况，叫做登记公示制度，一是每年的收入状况要登记，要公开。

昨天上午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在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的开幕式上提出，我国的转型与改革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启动以公平与可持续第二次市场化改革，决定着我国转型与改革的未来。下一步我们经济搞活，增强竞争力，缩小收入差距等这些都涉及到制度。我有一个观点，不仅起跑线是公平的，跑道也应该是公平的，不能国有企业的跑道平平坦坦，民营企业的跑道坑坑洼洼，这样也不行呀。第三，安全成本不到位。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既没有退路，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主持人：公益性的要进，竞争性的要退。我的基本想法就是我的包容性创新，吸收两边的精华，这边有好的拿过来，那边也有好的拿过来，吸收人类的共同的优秀的文明，包容性创新。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该干的事，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市场的监督，这些东西存在着很严重的缺位。

以后得打破这些利益格局，必须得从人事、人情关系搞法制，必须到了有规矩的时候。常修泽：按照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谈话的重要观点，他说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成熟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定型这两个字值得琢磨。

在今天，我不说理想状态，据我所知，现在国有企业有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中央有近百家央企，地方、省以及省下的市大概也有几万亿的国有资产，等等。主持人：未来10年的改革更具挑战性，需要我们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不该进的地方则是昂首阔步，大规模推进。主持人：周教授，您是否也认为我们的转型改革已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点或者是转折点？新时期市场化改革的导向目标应该是什么？周天勇：我觉得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一是原来容易改的都基本改了，原来的改革大部分人受益，后来改革受益的人少了，改革就要触及到利益集团。但是，按市场经济秩序的逻辑，另外一个平等，就是结果平等，它解决不了，往往导致的是不平等。首先是人大，行政领导应该带头退出人大，人大是评议政府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还是我监督你做报告，弄颠倒了。昨天，我在中越改革论坛上讲，中国也好，越南也好，社会矛盾集中在哪？我回答有三条，第一，普遍的社会腐败，而且很严重，中国越南等都存在。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两位专家与我们分享宝贵的思想，请大家继续关注中国改革论坛网专家访谈节目。

主持人：要向它公益性的价值回归。所以，下一步这块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我们可否这么解决这个问题？主持人：还有一种观点，有进有退，像迟院长提出让国有资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你说的瞄准公益性的事，这能做更具体的一些分析吗？常修泽：国有资本到了今天，我认为确实需要有进有退，但是，必须对有进有退的内涵必须做出科学的、准确的、清晰的定位。

而这个下半场，我觉得任务比原来更艰巨，难度比原来更增大。如果真正能够做到收入及财产的公开透明，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目前政府官员财产所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分配不公和财富占有不公平的局面。

现在有一种意识形态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是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国有经济已经成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一股力量。主持人：您刚才从社会这个角度已经引出政府改革，我想问一下两位教授，从市场化改革来看，要发挥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还需要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现在面临哪些困难？就是从市场化与政府改革的关系来看，既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政府又不是不作为，像您刚刚提到的在分配领域发挥有效作用，但是可以在更多的领域发挥有效作用，您二位认为，如何发挥市场主导下的政府的有效作用？常修泽：有几个重点的改革，指的是有力度的，而且是可行的改革，可以列几条比较大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办法，我认为现在3500块钱的起征点是合适的，只是说再提高，提高到5000、8000、10000就没有几个人交税了，收入差距就更大了。周天勇：对呀，我觉得国有企业的利润起码要交40%。我觉得反倒小微企业增加中等收入，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就是讲究公正化，突现公平正义。

主持人：有差距才有动力。主持人：但是，把个税起征点提高了，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好事。

有了这种平等以后，国家还有另外一种制度，就是要想创业，你从底层往中层、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个制度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制度和任何人一样，这就涉及到创业注册、登记甚至是高考制度等都是一样的。我算过一段时间政府增长8，企业增长4，居民增长2，我发现这三个数以后，排了三个台阶，高台阶是8，中台阶是4，低台阶是2。

我认为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按照我个人在《人本体制论》一书的研究的成果，未来中国的改革应是五环式改革。

这个改革不能不触及到原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搞市场经济，行为的主体彼此是独立的，至少是相对独立的活动主体，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等级的关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地位，没有上级和下级，市场经济不承认等级制、依附性这个东西。比如《物权法》已经通过了，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把物权看成自由化的思想，仍然存在等等。现在有个说法是国退民进，有一部分人主张国进民退。

总的判断，国有经济战略性的重组尽管讲了多年，但是没有实现，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格局。第五，环境体制改革，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这里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乃至更下一代人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改革到了今天，必须要对国有企业进行第二次改革。说明一年那么大的贷款，主要是流向国有企业。

因此，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主持人：您刚才谈到目标还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很多专家在这个市场前面加了定语，包括迟院长也是这样，现在提出的口号是走向公平与可持续的市场经济。